一名柬埔寨记者近日在评论文章中指出，尽管电诈园区在地理分布上多位于缅甸、老挝和柬埔寨等边境地区，但相关非法资金的最终流向却高度集中于泰国，并认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，而是长期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文章分析称，泰国在区域犯罪资金流动中扮演着“金融引力中心”的角色。来自呼叫中心诈骗、加密货币欺诈、“杀猪盘”及线上非法平台的资金，往往通过泰国的银行体系、空壳公司以及高度现金化的行业完成“洗白”。与此同时，大量非法所得被投入公寓、豪华别墅、酒店及各类投资项目，使资金能够较为顺畅地转化为表面合法的资产。
评论还指出，泰国在区域犯罪网络中不仅是资金流转的重要节点，也是人口贩运、毒品、非法博彩及网络犯罪的物流与中转枢纽，将边境诈骗园区与国际金融渠道连接在一起。此外，高频的跨境人员流动以及相对灵活的签证环境，被认为为国际犯罪集团轮换人员、规避监管提供了便利条件。
在制度层面，文章将矛头指向泰国的权力结构。作者认为，国家关键权力长期由军方主导，高层机构缺乏实质性问责，部分与军方结盟的组织几乎不受议会调查约束，为灰色资本提供了生存空间。与此同时，外来犯罪集团的活动往往依赖政治庇护、安全保障以及监管层面的“视而不见”，而民选政府对与军方有关联的企业、土地和金融网络缺乏审计权力，使问责机制难以发挥作用。
该评论总结称，区域犯罪模式已相当清晰：边境国家承担强迫劳动与诈骗活动等“脏活”，而泰国则在银行、房地产及投资体系中承担资金“洗白”功能，最终形成一个以腐败而非法律维系的区域性犯罪经济体系。作者直言，这并非单纯的边境安全问题，而是权力结构问题，“洗钱之都”正处于这一体系的中心。
